摘要:孔子编纂“六经”是我国古代对档案文献第一次有目的的大规模的整理和利用。“六经”大多为文书档案材料的汇编或摘要;“六经”的成书过程就是就是搜集档案资料并加以整理的过程。孔子为后世保存了比较系统的历史档案,开创了利用档案编纂史书的优良传统,提出了“述而不作”的编纂档案资料的原则,开辟了档案利用的新领域──使档案成为传道授业的工具,因此说孔子对中国古代档案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关键词:孔子;六经;档案史     
    先秦时期保管档案的官员是史官,而对我国古代档案事业做出最大贡献的人物却是没有当过史官的孔子。孔子对古代档案事业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他对历代文书档案材料的搜集、整理和利用上, 其有形成果就是“六经”。
    “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部儒家经典,其中《乐》自秦始皇焚书后即已亡佚, 现存的其余“五经”不一定是当时的原貌,但它们是孔子为教学需要而整理编订的教材, 已为学界所认同。对于“六经”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地位,哲学史家、文学史家、教育史家、史学家从不同角度给以很高评价, 但对孔子编纂“六经”在中国文书档案事业史上的意义则探讨不够。实际上, 编纂“六经”是我国古代对文书档案第一次有目的的大规模的整理和利用, 在中国文书档案事业史上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大事。
    一、从内容上看,“六经”多为文书档案材料的汇编或摘要
    清代学者章学诚说曾提出“六经乃周官之旧典”的观点①, 但他没有展开详细论述。下面我们试以这些经典的内容为主要论据来论证“六经”的档案性质。
    1.《书》和《春秋》的档案性质
    《书》即《尚书》, 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 收录的是商、周两代最高统治者发布的政令和重要讲话的记录;《春秋》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 按年记载了鲁国从隐公元年到哀公十四年间(前 722~前481)的历史大事。内容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天文气象、物质生产、社会生活等诸方面,是当时有准确时间、地点、人物的原始记录。这两部书,一是古代文书的精选,一是历史记录的摘要,其档案性质十分明显。
    2.《礼》的档案性质
    关于《礼》, 现存有《周礼》、《仪礼》和《礼记》三部礼书。《周礼》原称《周官》,是一部官制汇编, 规定了西周中央政府“天、地、春、夏、秋、冬”六部的职掌和属官人数,其档案性质比较明显;《仪礼》是记载典礼仪节的书, 记录的是商、周统治者名目繁多的典礼的复杂程序, 实际上就是职业司仪据之经办典礼的“程序单”;《礼记》是儒家论说或解释礼制的文章汇编, 其中一半以上是解说《仪礼》相应篇章的,另有少数则是《仪礼》所失收的古代典礼仪节的文件。从这些内容看, 三部礼书中, 前两部是关于典礼程序的档案材料汇编, 《礼记》则是对《仪礼》的阐释和补遗。
    3.《诗》的档案性质
    《诗》(即《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人们都知道《诗经》的文学价值很高, 却未必了解它也具有档案性质。下面我们重点论证《诗》的档案性质。
    第一, 《诗经》所收诗歌分为《风》、《雅》、《颂》三大类,《雅》中所收之诗多属史诗,《颂》为庙堂祭祀时演唱的歌颂祖先功业的颂歌, 也具有史诗的性质,这些“史诗”文学价值不高,而史料价值却很高。如《大雅·緜》记述了周族古公亶父自豳迁岐的故事, 其资料后来成为司马迁撰写《史记·周本纪》的重要根据;再如《周颂·臣工》、《大雅·桑柔》等篇保存了有关土地分配和耕作的资料, 《大雅·公刘》等篇保存了关于赋税的资料,《小雅·十月之交》留下了周幽王六年(公元前776年)9月6日 地震的同时发生日食的情况, 这是中国最早的有确切日期的地震记录。
    第二, 《诗经》中最具文学价值的是占总数一半以上的“风诗”,而从周王朝采集这些诗的目的和方式看,它们具有社会调查资料的性质。“风诗”主要是各地民歌, 其内容有反映政治黑暗、民生疾苦的, 也有表现男女爱情的,这些诗之所以能进入宫廷和贵族上层社会,是周王朝实行“采风”制度的结果。西周的“采风”制度在我国行政管理史上是独具一格的:中央政府设置专职的采风官员(“行人”), 定期到民间“采诗”。《汉书·食货志》记载:“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 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 献之大师……以闻于天子。”《汉书·艺文志》:“故古有采诗之官, 王者所以观风俗, 知得失,自考正也。”《礼记·王制》也说:“天子……命太师陈诗以观得失”。 可见采风的主要目的是“观政”, 即了解各诸侯国政绩的好坏和各地的风俗民情, 然后安邦理国, 赏功罚罪,而不是如有些文学选本所说的仅供王公贵族“制礼作乐”。《诗经》中保存有如《伐檀》、《硕鼠》等反映劳动人民生计维艰、对贵族剥削表示强烈不满的民歌,将它们配乐演唱是不会给宫廷贵族带来愉悦的, 这也能说明“采风”的目的是了解民情。从“采风”的目的(“观政”)和方式(专人定期采集)看,它实际上是一种社会调查, 采风所得的诗, 在当时乃是原始的调查材料, 这些材料被王室保存起来, 也就转化为档案。所以说《诗》经中的《风》, 原本也具有档案的性质。
    “六经”中的另外两部,《乐》已不传,《易》相传为周文王所作,如此说成立, 则《易》的原本必为周王室所收藏的重要档案。由于《易》的内容比较深奥,限于篇幅本文不作具体分析。仅从以上四部经书的内容看,章学诚关于“六经乃周官之旧典”之说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笼统地说“六经”就是周代官方的文书档案, 则抹杀了孔子搜集、整理它们的历史功绩, 确切的说法应该是:“六经”大多为孔子搜集并加以整理的档案材料的汇编或摘要。
    二、古代典籍关于孔子及其弟子搜集档案情况的记载
    “六经”具有档案性质,但“六经”是否确为孔子所编纂, 学界曾有不同见解。否定者最极端的观点是钱玄同提出的,他认为“孔子无删述或制作‘六经’之事”②。肯定者最极端的观点是康有为提出的, 他认为“凡‘六经’皆孔子所作, 昔人言孔子删述者, 误也”③。这两种观点皆为偏颇之论。准确的说法是:“六经”是孔子依据搜集到的档案材料加以整理而形成的, 他不是“六经”的着作者, 但肯定是“六经”的“编纂者”。
    历代典籍中有许多记载可以证明, 孔子为编订“六经”曾长期有意识地进行档案材料的搜集和积累。现略举数例:
    其一,《史记·孔子世家》载, “孔子之时, 周室微而礼乐废, 诗书缺, 追迹三代之礼, 序书传……”。这里的“追迹三代之礼”就是搜集有关夏、商、西周有关礼的文献资料。《论语·八佾》载:“子曰:‘夏礼,吾能言之, 杞不足徴也;殷礼, 吾能言之, 宋不足徴也。文献不足故也。足, 则吾能徴之矣。’”这也说明, 孔子为研究“礼”的演变曾搜集、考察过杞国(杞侯为夏的后人)和宋国(宋侯为殷的后人)所保存的有关夏礼和殷礼的档案典籍,他发现材料不全, 不足以为据, 因此才发出“文献不足”的感叹。
    其二, 《史记》“孔子世家”和“老子列传”都有孔子专程到周都城洛邑向“周守藏室之史”老子“问礼”、“孔子西观书于周室”的记载。现存汉代石刻中有一块孔子见老子的画像,画中就有“一人手捧简策, 交孔子翻阅”的细节④, 这可以说明孔子向老子“问礼”, 绝不是仅仅聆听几句教诲, 而主要目的是考察收集周守藏室中的档案资料。
    其三, 《尚书纬》记载:“孔子求《书》,得……三千二百四十篇……定可以为世法者百二十篇, 以百二篇为《尚书》”;《公羊传注疏》引闵因《序》:孔子“制《春秋》之义, 使子夏求周史记, 得百二十国宝书” ;这里所讲的“求”当然是寻找、搜求的意思。这些记载中的确切数字未必可靠,但孔子为编《尚书》、《春秋》而亲自或派他的学生到各地去搜集有关档案资料, 应当是没有什么疑问的。
    三、孔子利用档案编纂“六经”的目的和背景
    孔子虽然做过“大司寇”等高官,但从政时间仅五年左右,他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办学教书,是一位职业教育家。《史记·孔子世家》说, “孔子以诗、书、礼、乐教, 弟子盖三千焉, 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可见“六经”乃是孔子为教学需要而编订的系统的教科书。他所利用的档案资料来自何处呢?
    孔子在鲁国是有影响的文人, 且任高官, 他可以看到鲁国的官方档案。因鲁君为周公后人,所以鲁国保存的档案典籍比较丰富, 这为孔子利用档案编订“六经”提供了较好的条件。但从“六经”的内容看, 仅仅依靠鲁国官方档案是不够的。《诗经·风》收有“十五国”民歌,这十五国遍布北方各地;《春秋》记述历史事件的范围也遍及当时整个中国, 包括被视为蛮夷的楚、越等南方诸国;这些内容不可能仅仅取自鲁国的官方档案。
    我国上古夏、商、西周三代, 最高统治者对档案十分重视, 档案被当作神圣之物深藏于王宫之中,有专人保管, 秘不外传。春秋前期, 各诸侯国档案管理基本沿袭西周旧制, 由史官管理档案。但到了春秋后期, 诸侯国与周王室的矛盾日益尖锐, 世卿制度也渐趋瓦解,维护周王室利益和保护世卿贵族利益的档案典册在社会变革中不断被销毁或流散于世。
    关于档案被销毁的情况,《孟子·万章下》有一段记载颇能说明其严重程度。北宫锜问孟子:“周朝制定的官爵俸禄的等级制度是什么样的呢?”孟子答道:详细情况已经不知道了, 因为诸侯“恶其害也, 而皆去其籍”。这说明那些记录等级制度的档案是维护中央王权的利益的, 对诸侯不利, 所以被毁掉了。这表明档案的损毁情况相当严重, 以致孔子想了解古代礼制的情况,却苦于找不到有关档案, 而发出“文献不足”的感叹。
    春秋后期, 档案流散的情况也十分严重。宋司马光描述当时档案流失情况是“周室微, 道德坏, 五帝三王之文飘沦散失, 弃之不省。”⑤在王室和诸侯自身地位不保的情况下, 以保管档案为主要职掌的史官,社会地位也明显下降, 一些史官常带着自己掌管的档案作为见面礼, 奔走于各国以求取官职, 谋求生路, 这是档案大量流散的一个重要原因。档案大量流散于社会, 对档案的保管留存非常不利,但从另一方面看, 这也使社会上一些知识分子(士)获得了接触、了解和利用档案的机会。孔子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对古代档

案资料进行大规模的搜集和整理的。 来 四、孔子在整理档案过程中所做的主要工作
    一是“考其真伪”(杜预《左传序》) 即经过考订将不合事实的荒诞无稽的的材料去掉。“六经”主要取自夏、商、周三代的历史档案, 而上古帝王都崇拜神灵, 每有重要活动,必先祭神占卜, 神灵旨意和占卜结果的记录也留作档案, 于是上古档案就出现了“天道鬼神灾祥卜筮”与帝王的人事政治活动“备述于策”的现象⑥。孔子不相信鬼神(《论语·述而》:“子不语怪、力、乱、神” ),在整理档案时,就把有关“天道鬼神灾祥卜筮”之类的虚假材料去掉了。这是今天看到的“六经”中很少有鬼神巫怪之类内容的原因。
    二是“删去重复” (王充《论衡·正说》),即将不同途径收集来的材料中重复的材料删去。这主要体现在孔子对《诗》的整理上。《史记·孔子世家》载, “古者《诗》三千余篇, 及至孔子, 去其重……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从“三千余篇”减至“三百五篇”, 去掉了百分之九十, 司马迁不说“去其劣” ,而说“去其重”, 可见这一过程不是内容上的精选和删减, 而是版本的鉴定和选择, 即将不同版本而内容重复者去掉。
    三是“编次其事”(《史记·孔子世家》),即按照一定的标准排列归类并编定目录。 “六经”内部篇目排列归类的标准非常清楚。如《春秋》作为编年史按年排序,《书》作为历代重要文书的汇编按朝代先后和帝王世系排列。至于《诗》, 因为篇目较多, 其排列分类有几个层次, 首先按照“诗篇之异体”分为“风”、“雅”、“颂”, “风”为民歌, “雅”为是史诗, “颂”为颂歌;对其中篇目最多的“风”诗,又根据其来源的地域分为“十五国风”。
    四是“存其精要”(梁启超语)⑦, 即经过对档案材料的认真鉴定, 将有较高价值的保留下来。上文提到, 孔子搜集到的古代帝王的公文, 多达三千二百四十篇,孔子“断远取近, 定可以为世法者百二十篇, 以百二篇为《尚书》”。孔子以“是否可为后世效法”为标准, 对古代公文档案的价值作了认真鉴定, 然后将具有“永久保留”价值的档案编纂成册, 这完全符合孔子的政治理想以及培养治世之才的教育目的,因而这一点是比较可信的。 
    两千多年前孔子所做的上述四项工作, 与今天档案整理工作十分相近,可以说“六经”的成书过程就是孔子按照一定的指导思想有意识地搜集档案并加以整理的过程。
    五、孔子对中国古代档案事业的贡献
    孔子编纂“六经”主要目的不在于保存档案文献, 而在于用它作教材,但他在客观上对中国古代档案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为后世保存了比较系统的历史档案文献
    如前所述,春秋后期档案损毁流失十分严重。孔子在这种情况下对历史档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搜集和整理,将它们编成“六经”, 并作为教材传授给学生, 使这些宝贵的上古档案文献得以保存, 成为后世研究上古社会的珍贵文献资料。试想,如果没有“六经”, 我们今天要了解上古社会的具体情况将是何其难哉!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孔子本人不是史官, 他不能以鲁国官方的身份来进行档案搜集和整理, 也不具有“修史”的资格, 他是以学者的个人身份做这些事的, 这就尤其显得难能可贵。 
    2.开创了利用档案资料编纂史书的优良传统
    “六经”中的《春秋》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在它之前也没有什么其他体例的史书, 孔子修《春秋》, 开创了根据档案编写史书的优良传统。在《春秋》之后不久出现的《左传》和《国语》两部重要史书都是依据大量档案编着而成,它们毫无疑问受到《春秋》的影响。到汉代司马迁完成《史记》、班氏兄妹完成《汉书》后, 利用官方档案编修前代史书成为历代惯例;隋唐后, 这一做法又为历代帝王认同支持。中国史学界引以为豪的材料齐全的“二十五史”, 无不是利用档案的成果, 而开利用档案编修史书之先河者, 就是孔子。
    3.提出了“述而不作”的编纂档案资料的原则
    “述而不作”语出《论语·述而》。朱熹解释这句话:“孔子删《诗》、《书》, 定《礼》、《乐》, 赞《周易》,修《春秋》, 皆传先王之旧, 而未尝有所作也。”⑧用现代语言来说, 就是孔子编纂“六经”, 只是对原有的档案材料作删、定、赞(简评)、修, 一般不改动原文。这与目前我国档案馆编纂档案文献的原则“尊重原文形成的历史,不能以己意对原文润色或改写”是完全一致的。当然, 孔子编纂“六经”是用作教材, 是为了传授、弘扬自己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 因此编纂中不可能不反映自己的思想, 但这只体现在删留的标准或自己对有关材料的“赞语”之中, 而没有过多地改动档案材料的原文。
    4.利用档案传道授业开辟了档案利用的领域
    任何档案都是全社会的公共财富。商、周统治者为了垄断文化, 一方面将档案深藏固守于王宫官府,秘不外传, 另一方面又以 “学在官府”的教育体制来剥夺平民受教育的权利。孔子首创私学,提出“有教无类”, 广招各阶层人士入学,并将其搜集到的档案编纂为“六经”作为教材向学生传授, 这就从档案利用和教育对象两方面打破了贵族对文化的垄断,扩大了文化的传播。自此以后, 档案不再纯粹是贵族阶级的统治工具, 而被广泛用作传道授业的工具, 这是孔子在古代档案提供利用方面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它开辟了档案利用的新领域,极大地加快了古代文化的传播。此后不久,中国历史上就出现了思想异常活跃、学术空前发展的百家争鸣的局面, 这不能不说与孔子开创利用档案传道授业的风气有直接联系。
    ———————————————
    [注释]
    ① 《章学诚遗书》影印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第762页。
    ② 钱玄同《论诗说及群经辨伪书》, 见《古史辨》第一册。1926年北平朴社印行, 第 69-70页。
    ③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中华书局1958年版, 第179页。
    ④ 孔祥骅孔正毅《孔子本纪》,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第20页。
    ⑤《司马温公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9页。
    ⑥ 周谷城《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第104页。
    ⑦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华书局1963年版, 第254页。
    ⑧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海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118页。

学术论文